中美科技競爭，“圍堵”和“突圍”之戰

來源： 東方財經雜志

中美競爭日趨白熱化。美國一方面通過《無盡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限制美國科技對中國的溢出效應，另一方面，又通過《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加強政府在研發方面的投入（2500億美元）。中美之間新一輪科技競爭的大幕已經拉開。

該法案的重點是在NSF下設一個新的機構——技術和創新理事會，其職能類似于DARPA，以五年為周期，聯邦政府將撥款（不低于）1000億美元，重點支持與美國地緣政治戰略相關的基礎研究和商業應用。首次撥款劃定了十大核心領域，包括人工智能、機器學習、量子計算、生物技術、先進通信技術等。

1958年成立DARPA的背景是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Sputnik，DTI成立的背景是中國在人工智能、5G、能源等領域對美國的挑戰。從趨勢上看，中美在科技領域的競爭，以及美國對中國的打壓還沒有到最激烈的時候。美國國防部發布的《美國對華戰略》明確指出，中國的軍事發展威脅著美國及其盟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并對全球商業和供應鏈構成了復雜的挑戰。中國的軍民融合戰略使解放軍能夠不受限制地進入和獲取民間實體的先進技術，具體項目包括國有和私營公司、大學和研究項目。所以，在美國制定的實體清單中，除了商業企業，還包括科研院校。

軍民融合是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2019年報的主要關切，其最為關注的核心技術是人工智能（工業機器人）、新材料（納米技術）和新能源（核能），認為中國在這些方面的發展有可能會威脅到美國在相關領域的話語權，從而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商業利益。美方注意到，中國的軍民融合戰略是全國總動員，政府的政策支持覆蓋面廣，甚至包括風險投資基金。產業政策會加快技術的擴散，從而會損害美國利益。尤其令美國關注的，是一些由美國原創的技術也被應用在軍民融合領域。

所以，當看到美國禁止哈工大等院校使用Matlab軟件時，就不應感到奇怪了。在現代制造業中，沒有工業基礎軟件的支持，寸步難行，而這些基本掌握在西方國家手中。21世紀的制造業競爭，將更多的體現為軟件之爭、算法之爭。在一個新車型的開發成本中，程序開發占比非常高，而且，汽車的編程任務甚至多于波音飛機。再以3D打印技術為例，它是建立在計算機基礎上的，工作流程是將多重材料薄層按順序進行沉淀，并借助于加熱、液體粘接、層壓或激光燒結進行固化，再打印出特定形狀的物體，它被認為是非常有前景的一項工業技術，可一定程度上彌補非技能勞動力的短缺，從而削弱低勞動力成本優勢。一般來說，在打印之前，首先需要經過軟件完成設計，再將其輸入到3D打印機打印。

USCC將一些中國技術企業定義為“AI國家隊”，它們各自在自動駕駛、云計算和智慧城市基礎設施、醫療診斷、語音識別和智能視覺領域都處于世界領先水平。AI或是中國在軍事領域趕超美國的重要技術。所以，AI是中美必爭之地。新材料中的超材料（人造復合材料）、電子材料、生物材料、石墨烯和納米技術，新能源領域中的核能等，都備受美國關切，所有參與其中的中國企業，都可能面臨美國的制裁。

技術創新是美國遏制戰略的關鍵詞，它也是中國能否突圍的關鍵詞。技術創新是一個從基礎科研到創新發展，再到市場擴散的過程。尋求技術的領導權，不僅需要完備的工業基礎和研發支出，還需要扎實的基礎教育和注重基礎科學研究的科研體系、符合產業發展規律的金融市場（包括風險投資和資本市場），以及有一定容錯率的社會制度。國家層面的戰略性的調整都不是單一政客所能主導的。

拜登上任以來的一年多時間，美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大政府的支持，以及對政府在科研、社保等領域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的支持，都在回升。這在各項社會調查中得到了證明。這一趨勢在疫情期間得以體現，也最終促成了拜登的勝選。

但是，這是一個由量變引起質變的過程。20世紀70年代，美國開始出現制造業外流和貿易逆差、財政赤字的“雙赤字”狀況，呈不斷擴大之勢。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貧富分化不斷加劇，這與全球化下的制造業空心化，及其國內的信息技術革命和新經濟模式的興起等密切相關。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下，這一切被認為是符合經濟理性原則的。從美國建國以來所確立的漢密爾頓傳統來看，近半個世紀的實踐是對傳統的背離。將華為拒之門外并對其進行制裁，本質上是以國家安全的名義行貿易保護行為，是對漢密爾頓“幼稚工業論”的回歸，因為5G是中國在工業基礎設施領域取得的為數不多的領先技術。美國兩黨在對外政策上有較高共識，拜登與特朗普的不同在于，在拜登的三步走戰略中，國內問題處于首要地位，其次是國際多邊，再次是中美雙邊。當前中心仍然是國內基建計劃和國際民主國家聯盟的重建計劃，中美雙邊問題仍在梳理中，近期應該會有文件出爐。

對中國而言，國際挑戰固然不容忽視，但更重要的問題仍然來自內部。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和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中國的勞動力優勢正在消退。無論是當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還是未來避免陷入“高收入陷阱”，以基礎研發為杠桿，創建完善的國家創新體系（包括金融市場）都是不可或缺的。中美之間，是一場“脫鉤與突圍”的博弈。唯有在新一輪技術創新浪潮中取得更多基礎創新的話語權，中國才能突圍。